遏制地方明清大运河体制下济宁社会的权力网络(13)_青年与社会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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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地方明清大运河体制下济宁社会的权力网络(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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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彭慕兰所言，帝国政治的战略部署，创造了核心和边缘，一如因运河而崛起的济宁地区的层级体系所显现的那样。(133)[美]彭慕兰著、马俊亚译：《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10—311页。以济宁、临清为代表的北方运河城市的崛起，改变了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使得区域的划分更为复杂，出现了某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适宜于施坚雅模式的区域市场——经济体系。(134)参见孙竞昊：《明清北方运河地区城市化途径与城市形态探析：以济宁为个案的研究》，《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在济宁，运河带的出现影响了“自然”的宏观区域网络及其内部层级结构，商业化与城市化使得济宁成为经济功能突出的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而在地方社会权力网络中精英为主体的社会力量的扩张、市民文化的繁荣，标志着地方性的发展。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区域经济、文化与政治层级制度似乎是在一个较小的空间内运作，例如一座城市或一个州，可以符合施坚雅模式的一些基本特征。但从更为宽广的维度看，视市场因素为动力的施坚雅模式的局限性也十分显著，因为官僚机器对运河地区的渗透使济宁这些城市中心的发展依旧没有跳出传统行政中心导向的窠臼。所以，大运河政治经济体制下的官僚制度有力地遏制了地方经济、文化和政治的自主发展。济宁和北方运河地区的发展有赖于国家政治和政策，但又受制于此。

国家权力的兴衰，紧密地关联着中华帝国晚期“水利循环”的命运和运行。(135)[美]裴宜理著，池子华、刘平译：《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0—22页。正如大运河跌宕起伏的境遇一样，济宁等港埠城市也与王朝国家一起历经治乱、兴衰。明清中国，虽然在一些新兴或发生功能转型的城市出现了若干新气象，但没有产生一股巨大的社会变革力量，济宁的案例就是一个缩影。而且，像济宁这样生机勃勃的少数运河城市，孑然兀立在普遍“落后”的众多北方行政中心治所中。只要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体系中中央与地方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制度上没有发生质的改变，那么某些城市、地区中即便出现经济与社会的某些变迁和地方性成长，依旧不能实现社会形态的根本性突破。缺少社会演化的真正革命性动力，开埠前中国传统社会的嬗变无论如何剧烈，也无法超越王朝周期更替的轨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