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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地方明清大运河体制下济宁社会的权力网络(5)

来源:青年与社会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7-09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杨士聪认可运军私携“土宜”的合理性,认为漕运的“祖制寓意”在于“公私两济”。(47)杨士聪:《玉堂荟记》下卷,第47—48页。关于私人利益对公众和

杨士聪认可运军私携“土宜”的合理性,认为漕运的“祖制寓意”在于“公私两济”。(47)杨士聪:《玉堂荟记》下卷,第47—48页。关于私人利益对公众和国家的积极影响之类的申诉和评议,终究不能改变朝廷经济统制的思维。私人贸易以及整个运河经济受到限制,造成了运河商业经济的脆弱性——国家权力及其政策的任何波动,都可能意味着运河经济的重大变化。因此,运河腹地城市难以摆脱其作为港埠的特性——依赖国家政策,缺乏自身经济再生的自主能力。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漕运为中央集权体制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撑。

(三)以大运河为载体的政治、军事、社会统合

大运河和漕运是否畅行,关系到国家的安全。明朝大量的粮食和其他物品运送到北方边境。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户部奏称:山东全省的税赋为170万两,其中十之九北运戍边。(48)《明神宗实录》卷543,万历四十四年三月戊子,第—页。而在清朝,军事物资主要是发散到全国各处的战略要地。(49)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第113页。为此,政府相应地调整了农业、商业和军事政策,并确保运河区域的安全。山东在运河网络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而在山东,济宁的安全是一大要务。

明清两朝意图利用南北地区日益增强的交流和互动,在政治和文化上规范和强化统治。明朝主要依赖三种通讯方式:驿传、驿递、递运(50)[加]卜正民著,方骏、王秀丽、罗天佑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5页。,在山东西部,南北驿路与大运河平行,有些路段需要使用大运河。这种便利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促进了印刷品的流通(51)[加]卜正民文、孙竞昊译:《明清时期的国家图书检查与图书贸易》,《史林》2003年第3期。,带有煽动性的思想和成分在大运河等水、陆交通线上迅速传播。(52)[美]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92、296页。同时,大运河的交通之利还在于,可以使政府在保障安全、协调在地官僚举措、平息地区动乱等方面获得巨大优势。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和文字狱,仰赖于朝廷利用便利的交通和通讯渠道来收集信息和调度资源,从而加强了与当地文人的联系和对他们的控制。(53)参见R.Kent Guy,TheEmperor’sFourTreasures:ScholarsandtheStateintheLateCh’ien-lungEr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1987,pp.7-8,49-56,206-208.李欧娜通过对道光皇帝处理1824—1826年大运河危机的研究表明,朝廷的大运河方略是维持大帝国的高度集权。(54)Jane Leonard,ControllingfromAfar:TheDaoguangEmperor’sManagementoftheGrandCanalCrisis1824-1826,p.2.

(四)皇帝巡行大运河和济宁

与明朝大多数皇帝严重依赖官僚机构不同,清朝皇帝则是更积极地干预运河和交通系统的日常运转。康熙皇帝曾讲:“朕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55)《清圣祖实录》卷154,康熙三十一年二月辛巳,《清实录》第5册,第701页。据《清实录》载,清朝皇帝的谕令,经常会涉及到运河及其相关的问题,时常包含诸多细节。皇帝与地方官员在运河问题上交流频繁,洞察日常事务的运行。从济宁所设的专门机构与常设衙门管辖权能的分立与交叉可见,清朝皇帝事实上已经成为汇聚和协调规划与决策的核心。

宏伟的大运河和相关的水利工程为皇帝们提供了展示威严的平台。山东是皇帝沿运河南下巡视的必经之路,在山东北部的德州码头下船,经陆路到泰山和孔庙进行祭拜,随后前往济宁码头,继续乘舟南下。乾隆皇帝一次逗留济宁时,曾赋诗感叹杜甫的命运:“可惜先生未遇时”,借以彰显其治下的繁荣和清明。(56)乾隆皇帝的《题南池少陵祠》,收录于山东省济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济宁运河诗文集萃》,济宁市新闻出版局2001年印行,第237页。他的另一首诗告诫河道总督李宏:“固堤绥禹甸,输漕达燕京”(57)乾隆皇帝的《赐河东河道总督李宏》,收录于山东省济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济宁运河诗文集萃》,第239页。,透露出皇帝企图集中权力和消弭潜在异己因素的巡行目的。

皇帝通过巡行得以亲睹大运河的运作,并直接行使其监督权;同时又告诫臣民,巡行不应干扰运河运输。正德十四年(1519年)春,皇帝南巡时指示北直隶、山东和河南的文武官员,不许扰乱漕运和其他公私船只的正常运行。(58)《明武宗实录》卷172,正德十四年三月己亥,第3317页。与之类似,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要求山东地方官员停止建造行宫,凸显其对民生的关切。(59)⑩宣统《山东通志》卷首《列圣训典》,民国四年铅印本,第73b、99b页。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春,皇帝到山东短途巡视,从济宁沿运河返回北京,公私船只“于两岸暂泊”,他命令“御舟”快速穿过,恢复“商贩流通”,体现“恤商便民之意”。(60)《清高宗实录》卷1349,乾隆五十五年二月辛未,《清实录》第26册,第51页。嘉庆皇帝缩减了巡行开支,十七年(1812年),他要求山东巡抚减少营建行宫的资金,将精力放在基本设施上即可,还诏令节省招待王公贵族的花费。⑩可见,明清皇帝利用了大运河相关的各种资源,巩固和集中国家权力。


文章来源:《青年与社会》 网址: http://www.qnyshzz.cn/qikandaodu/2021/0709/22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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