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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地方明清大运河体制下济宁社会的权力网络(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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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因为公共设施经常受到洪水、地震或人为疏忽造成破坏，故文献记载了济宁大量的重建与修缮工程。除了官方举措外，地方官员还会以私人倡议为名，捐赠
因为公共设施经常受到洪水、地震或人为疏忽造成破坏，故文献记载了济宁大量的重建与修缮工程。除了官方举措外，地方官员还会以私人倡议为名，捐赠和赞助公共工程，如修葺墙壁、塔阁、孔庙、桥梁、道路、学校，修缮城墙、护城河，等。此外，他们还会捐款解决当地的困难。嘉庆八年(1803年)竖立的一块石碑，就是为了纪念乾隆年间的一位知州为了缓解“粮船辐辏”时“阻滞”导致的“商民不便”，在济宁南门外的一处运河桥上，“自捐廉俸，平治码头，造大船一只，可容车马”。(126)徐宗干：《济宁金石志》卷5，第68b页。嘉庆十二年(1807年)，济宁州及卫所官员资助栖流所，使“穷丐流民”“免致沿街露处，有倒卧病毙之苦”，也符合“以靖地方事”的治安意识。(127)徐宗干：《济宁金石志》卷4，第75a—75b页。
另外，鉴于济宁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浓厚的文化氛围，扶植地方文教事业是树立声誉的有效途径。地方官员通过增补预算、捐赠资财、授课和主持仪式等方式，支持和督导地方教育，培育、提携年轻书生。官员与士绅在教育上的互动，增强了官府与地方之间的关联。(128)孙竞昊 ：《经营地方：明清之际的济宁士绅社会》，《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
济宁的不少地方官员身处商业环境中，所以对商业在当地经济中的地位有着同情性质的认识，并在他们的施政措施中有所体现。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州官发布征税条规“勒石立碑”，如《剔蠹疏商记碑》《除害疏商记碑》，禁止敲诈勒索过往商贾，以维持当地经济秩序。《除害疏商记碑》专门“以苏姜商事”：“一禁坏科，一禁奸商，一禁牙蠹，一禁市弊，一禁脚弊”。(129)徐宗干：《济宁金石志》卷5，第69b—70a页。鉴于晚清船舶服务业的重要性，徐宗干严令禁止衙门的各系分支无理索要商业用地的租金。(130)咸丰《济宁直隶州志》卷3，清咸丰九年刻本，第13a页。
地方官员有时会为了当地利益而冒着不顾中央权威和权势者的风险。一个通常的问题是，他们是否为了过往船只可以在水闸开、关上予以优先权。同治八年(1869年)，慈禧太后宠信的太监安德海在沿运河南下途中耀武扬威，在山东境内被时任山东巡抚丁宝桢以擅用职权罪处死。相传这起事件与宫廷斗争有关，但安德海的骄横、不法的确招致了当地士绅和官员的同仇敌忾。(131)《清穆宗实录》卷264，同治八年八月癸卯，《清实录》第50册，第661页；卷266，同治八年九月乙亥，第692页。
总而言之，地方社会政治背景下的政策制定，则是不同机构和个人纷争与调和的产物。史料表明，在济宁的税收征纳、军费协商、宗教和文化活动管理、市场干预以平衡物价、公共工程安排、社会慈善监督、地方治安组织等方面，地方官员乐于与士绅精英合作，而且在国家与地方自主性的冲突中，每每为地方利益仗义执言。
余论：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下济宁地方性发展的张力及其限制
1927年完成私修方志《济宁直隶州拟稿》的作者李继璋不认可将清末民初的“自治”归诸舶来品之说，而是认为早在晚明时期，济宁地方社会的“自治、自卫之能力”(132)李继璋：《济宁直隶州拟稿·建置志上》。已经表现出一种类似欧美经验的本土性地方主义。而当代的许多研究也揭示了，明清时期一些发达地区城市化的高涨、地方社会的壮大推进了某种城市自治性的发展。但同时，正如济宁的情形所示，国家政权不断地延伸其政治权力，抑制离心倾向和不同意见。那么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对开埠前一些特定地区呈现的前所未有地方性发展进行定性，而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在运河城市济宁的演绎可以视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如何有效地渗透和管理地方社会，是大一统中央集权政府面临的一个难题。明清时期，大运河虽然促进了商业活力和社会流动，有利于激励思想和社会的自由或自主性发展，但也为国家权力提供了一条便于进行有力干预的通道，地方必须在朝廷法度和准则下运行。修建大运河不是为了促进商业，保护相对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以农立国的大一统国家政权稳定的必要途径。济宁、临清等北方部分运河城市的空前发展，都无外乎是国家政策的副产品。在明清的多数时期，大运河运转良好，运河、黄河的水利系统得到合理的管控，运河沿线繁荣发展。因此，朝廷得以相对自如地将国家意志施予新兴的城市中心，使之成为政治堡垒。济宁、临清和其他若干港埠因为与运河的关系而被提升为直隶州，凸显其重要地位。以济宁为例，多重、多种官僚机构的设立，成功地规范了其地方性发展的态势和取向，使其难以突破作为传统政治中心的质的规定。
文章来源：《青年与社会》 网址: http://www.qnyshzz.cn/qikandaodu/2021/0709/22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