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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地方明清大运河体制下济宁社会的权力网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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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时期济宁文化和商业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典型的精英能动主义。从明中叶开始，士绅精英不仅热衷从事文化、教育和经济活动，而且通过广泛而富有实
明清时期济宁文化和商业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典型的精英能动主义。从明中叶开始，士绅精英不仅热衷从事文化、教育和经济活动，而且通过广泛而富有实质性的公共事业，诸如灌溉系统、道路、水路、城墙、护城河、城门、城楼、城池等公共工程建设、改造和修缮，几乎涉及了当地社会和政治所有内容，对维护地方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17)R.Keith Schoppa,ChineseElitesandPoliticalChange:ZhejiangProvinceintheEarlyTwentiethCentu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p.4;Mary Backus Rankin,EliteActivismandPoliticalTransformationinChina:ZhejiangProvince1865-1911,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5.黄、运工程为当地民众提供了重要的生活来源，尽管士绅精英对因之承受的负担多有不满，但仍将其物力、财力和精力倾注于此。
济宁士绅在水源管理和水利工程方面总体持合作态度，但是他们对政府关于劳力和财力的配置不无争议。他们往往与当地官员协力，上疏朝廷争取减免赋役，这在地方官员的奏章以及致仕返乡士绅的请愿中均有体现。如孙扩图致仕后，对以运河为由巧立名目强加给“绅士”“小民”“工贾”的各种“派纳”“亲受其累”，曾“三诉三斥”。(118)孙扩图：《一松斋集》卷1，第7a—7b页。在任济宁籍官员也常常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家乡谋取权益，正如康熙皇帝警告大学士等臣下所说：“山东绅矜，最称桀骜，且好结朋党。”(119)《清圣祖实录》卷142，康熙二十八年十月戊寅，《清实录》第5册，第567页。
最具争议的问题是水源的使用。尽管山东西部的水利工程具备多种功能，但整个水利系统的核心目标仍是运河通航。故而政府派驻各级官吏对重要的河流、沟渠、水库、湖泊和泉水进行监督、管理和利用。大运河山东段依托许多水资源相对丰沛的湖泊，但与农业用水产生矛盾。清朝中后期，微山湖成为山东运河最大的水源，周围的农民时常开垦湖畔周边以种植粮食，而官员为民生计，常常听之任之，危及运道水源。康熙六十年(1721年)，皇帝警告道：“山东运河，全赖众泉灌注微山诸湖，以济漕运。今山东多开稻田，截湖水上流之泉，以资灌溉。上流既截，湖中自然水浅，安能济运？”(120)《清圣祖实录》卷292，康熙六十年四月庚子，《清实录》第6册，第838页。嘉庆十二年(1807年)，政府决定疏浚微山湖水系一条淤塞的旧河，遭到了“占种湖滩，视为恒产”“矜民”的抵制。嘉庆皇帝以“为国即以为民”之辞训示：“断无因尔等贪图小利，置公事于不办之理”。(121)《清仁宗实录》卷185，嘉庆十二年九月乙未，《清实录》第30册，第400页。
此外，每当治理黄河与维持运河之间发生冲突时，朝廷毫不犹豫地倾向于后者。明清时期，政府为防止黄河北徙，给淮河流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后果，也危害了整个运河运输，这种情况持续到1855年黄河铜瓦厢改道。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士绅无法改变这一根本格局，仅能诉求减少负荷而已。
(三)地方官员的双重角色
在明清两朝的权力网中，各方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利益纠葛。皇帝通常自居于平民和权贵之间的仲裁者位置。(122)孙竞昊：《朱元璋的君主专制与民本思想》，《探索与争鸣》1992年第5期。清朝皇帝更广泛、深入地干预地方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纠纷。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皇帝重申了康熙皇帝要求“东省大臣庶僚及有身家者”“轻减田租”的“训谕”，认为：“诚切东省民生利弊也”。(123)《清高宗实录》卷309，乾隆十三年二月甲戌，《清实录》第13册，第44页。嘉庆皇帝多次斥责山东“吏治废弛”的“积习”。(124)《清仁宗实录》卷293，嘉庆十九年七月癸丑，《清实录》第31册，第1021页；卷342，嘉庆二十三年五月戊午，《清实录》第32册，第525—526页；卷370，嘉庆二十五年五月戊辰，《清实录》第32册，第895页。
尽管地方政府在当地社会中代表朝廷，但是朝廷与地方官员之间亦存在着紧张关系。士绅精英能够掌握民意，而民意正是朝廷考核官员政绩的一个主要标准。在国家和地方的矛盾关系中，地方官员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国家、地方机构、当地社会和自身仕途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特别是在国家与地方关系十分严峻的运河地区，为了监督漕运、清淤泄洪、保证堤坝的定期维护和稳定的水量供应等，地方官员常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明清时期的地方官员比以往都更需要依赖与地方精英的协作。嘉道时期的学者沈垚指出：“唐时州县兴造之事，听长吏自为。宋后动须上请，一钱以上，州县不得擅用。所请不能称所需，所作往往不坚固。于是长吏始有借助富民，民之好义者有助官兴造之举。”(125)沈垚：《落帆楼文集》卷7，民国七年吴兴丛书本，第21b页。他们需要培养与地方精英的友好关系，方能为当地大众谋求福利，并在与士绅的互动中塑造自身形象。
文章来源：《青年与社会》 网址: http://www.qnyshzz.cn/qikandaodu/2021/0709/22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