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地方明清大运河体制下济宁社会的权力网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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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济宁地区的漕粮征收与运河劳役 作为明清时期治国方略的核心组成部分，漕粮的征收和运输深深渗透到整个国家特别是运河地区的社会生活。中央政

三、济宁地区的漕粮征收与运河劳役

作为明清时期治国方略的核心组成部分，漕粮的征收和运输深深渗透到整个国家特别是运河地区的社会生活。中央政府以运河为轴心，积极左右地方社会生活，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城乡日常生活和权力结构。

(一)漕粮征收与运输中的国家与地方关系

在明清时期庞大而复杂的税收体系中，作为头筹的漕粮一般从比较富裕的八个省征收。所谓“南粮”，取自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和湖南等地的州县，而“北粮”则征自山东和河南。此外，还有从苏、松、常、嘉、湖等府征收的“白粮”。(61)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1页；[日]星斌夫：《明代漕运の研究》，第36—37页。明代及后来学术界所谓的“江南重赋”，实际上是指这些地区的高额漕粮税赋。(62)李文治、江太新等认为，所谓“江南重赋”实际上指的不是田赋，而是一些州县征收的漕粮。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11页。

漕粮征收由地方各级政府执行。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与赋税表现相挂钩，他们还肩负漕粮运输的职责。明清实录中有山东官员因大运河的相关事宜受到表彰、诘难、擢升、贬职、任命、撤职的大量记载。在漕运过程中，会增添各种附加税。原因之一是地方官员必须利用“非正式的税收”来维持政府开支，这是低税收的后果。(63)[美]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58—260页。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行政机构的支出和官员的私利很大程度上都依赖这种不规范的征收。(64)参见[美]韩书瑞著，刘平、唐雁超译：《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第23—25页；[美]曾小萍著、董建中译：《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官员征收赋税和漕粮运输的职责，为其提供了一个敛财的机会。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山东巡抚黄克缵将这种普遍的额外征税列为关税制度的弊病之一。这种“双重”税收，损害了国家和商人的利益。(65)《明神宗实录》卷432，万历三十五年四月辛亥，第8174—8176页。乾隆《济宁直隶州志》罗列了运河地区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给当地居民增加的负担。(66)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9，第22a页。

漕运体系所带来的沉重赋税，影响了八省的地方政治和民众生产生活。江南地区尤其如此，扩大再生产能力严重受损。(67)参见孙竞昊：《明清江南商品经济与分配结构关系探析》，《史林》1996年第4期。然而，与南方近乎完全消极的影响相比，漕粮体系在北方却产生了不一样的后果。

(二)山东西部与济宁地区的漕粮征收与运河劳役

从明中叶开始，田赋主要以银两形式征收，可是只有小部分漕粮折银。与江南地区相比，北方地区缴纳漕粮的配额虽然较少，但山东、河南和直隶因承担运河运输、维护和治黄工程，大量的民力却被繁重的劳役消耗殆尽。

与运河相关公共工程的劳役多是强制性的，由于自然水资源缺乏，运河北段的维护变得艰巨。疏浚河道淤泥是运河地区常有的一项任务，充分体现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预算和计划里。(68)参见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265—271页。在某些情况下，政府甚至从其他地区强征劳工。济宁周边及其辖县纳税虽少，却承担了沉重的劳役。谢肇淛的长诗《南旺挑河行》，表达了他对山东西部运河役夫艰辛劳作的痛切感受：“堤遥遥，河弥弥，分水祠前卒如蚁……浅水没足泥没骭，五更疾作至夜半。夜半西风天雨霜，十人八九趾欲断。……君不见，会通河畔千株柳，年年折尽官夫手。”(69)康熙《济宁州志》卷10，第16b—17a、42b—43a页。徐骏伟作《冬深过天井闸感浚河之苦》诗，有“岂不怀民力，何由竭地泉。村村烟火寂，洒涕办夫钱”(70)康熙《济宁州志》卷10，第16b—17a、42b—43a页。的句子，反映了运河的繁重劳役导致了农业的荒废和破坏。因为以银代役比例的增加，运河维护的体力性劳动和漕运的服务型劳动也逐渐减少。雍正元年(1723年)推行以银代役的措施：“古人救荒之策 ，有大兴役以济民食者，不若竟动正项钱粮，雇募民夫，给以工食。挑浚运河，则应雇既多，散者复聚，民资工食，稍延残喘。”(71)《清世宗实录》卷3，雍正元年正月庚戌，《清实录》第7册，第93页。这些调整客观上促进市场型贸易活动，但不能改变如济宁这样的运河发达地区高额赋役的本质。

文章来源：《青年与社会》 网址: http://www.qnyshzz.cn/qikandaodu/2021/0709/22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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