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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商誉的价值以价值哲学为视角(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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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老吉加多宝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纠纷案”为例。此案从2012年开始，到2017年才尘埃落定，可谓近年来知识产权界的一个大案。在双方互诉对方商誉侵权的纠纷中，均以该商誉权原属自己一家为前提。但最高人民法院却注意到这个事实：这一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拥有知名度及相关商誉，并非一方努力的结果，而是共同实施的产物，据此判决不支持“侵权”的诉求，指出:“广药集团及其前身、加多宝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均对涉案特有包装装潢权益的形成、发展和商誉建树……将涉案特有包装装潢权益完全判归一方所有，均会导致显失公平的结果，并可能损及社会公众利益……”(19)《2017年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简介》，载搜狐网，

此外，无论直接侵害还是间接侵害商誉权，都不应以主体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为前提。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一条说明，竞争法的立法目的是多元的，商誉侵权构成并非必须存在竞争关系。就是说，无论是直接的商业诋毁行为，还是间接侵害商誉价值的行为，只要是实质损害商誉、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损及社会公共利益，都是司法实践中可以判定侵权构成的要素(21)参见范敦强：《商誉权的法律属性及其保护模式》，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5(3)。文章指出，假冒商誉载体、盗用商誉、不客观陈述等各种间接侵害行为，只要实质上损害了他人商誉、破坏市场竞争秩序，都应构成商誉侵权。，进而为判定相关案件提供思路。

有关商誉侵权的赔偿数额，一直是法律界所面临的难题。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对此有所表述，但偏抽象、模糊，且主要以实际损失为赔付标准，实质是以商誉的工具价值进行衡量，且有上限(22)如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规定了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受到损害的经营者的赔偿数额，按照其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经营者恶意实施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经营者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六条、第九条规定，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权利人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难免过于局限，容易形成对侵权尤其是对侵权影响范围较大、时间较长的侵权行为危害估计不足、约束不力的效应。在日本，有学者提出“绿色商誉”概念，主张将其视为一类市场期权，这实质是对商誉预期价值或目的价值的一种肯定。(23)为鼓励企业自愿增加减排的投资，有学者认为因自愿减排产生的“绿色商誉”可以通过资本化的途径为企业产生实际的直接经济收益，即自愿减排的投资可以被视为“绿色商誉”，并视为一类市场期权。参见王崇敏、郑志涛：《商誉权的法律性质和立法模式探究》，载《当代法学》，2018(6)。而在美国，商誉通常被定义为对未来惠顾的预期，甚至有法院指出商誉使明天的生意不光靠机遇。(24)查尔斯·R·麦克马尼斯：《不公平贸易行为概论》，1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转引自郑新建：《商誉权的法律保护》，79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有鉴于此，可以视具体案件的情况，适当引入商誉的目的价值对商誉侵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衡量，为全面实现商誉的价值、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促进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做出贡献。

四、结语

商誉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本身属于一定具体的价值体系。从工具意义上讲，商誉价值的产生是企业持续经营过程中诚实劳动的结果，顾客的光顾亦为其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动力。从目的意义上讲，商誉本身产生于诚信、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当中，其形成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商誉的价值也恰是社会各个主体合力形成的产物。故在理解商誉的价值时，需要以工具与目的相统一的价值维度进行考量，这实质是商誉社会价值的一种体现。在市场经济法治化建设的过程中，应进一步完善对商誉社会价值所产生的各项权利的立法和司法设置，这样才可以促进各经济主体诚信经营、有序竞争，并激发社会各界对商誉的尊重与保护，进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商誉所体现的价值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相一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从价值目标层面对我国社会发展的一种引领性要求。而经过充分理解并展开的商誉的价值，恰与其中大多数概念如富强、民主、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诚信、友善等所包含的内容一致。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强调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而这也恰是商誉的价值所须遵循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