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动物人论甫跃辉都市书写的独特主题及意象(2)_青年与社会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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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乡动物人论甫跃辉都市书写的独特主题及意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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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跃辉的动物意象无疑是其都市写作中的独特景观，《巨象》中降临于李生梦境的“巨象”象征着现代人内心深处无以排遣的巨大压力；《饲鼠》中窸窸窣窣的鼠辈则是顾零洲的自我转喻，象征着寓居都市的边地青年徙居都市却蜷曲在底层挣扎求生的卑微。但是仅以“动物性”概指甫跃辉文学书写中的丰富意象符号未免有失偏狭，在“鱼王”“鹰王”“巨象”之外更有自然万物在甫跃辉的都市书写中自由生长。

甫跃辉都市书写中割裂乡土而流入都市的“异乡人”在现实中备受挤压，外部世界中具有伤害性的不确定因素时刻蓄积着的血雨腥风、万丈风雷以“骤风”或“惊雷”等自然意象出现于文本，当下动乱跌宕的生活状态在荒诞离奇的语境下生动地在读者的感觉层面浮动。《骤风》中在平静中倏忽掀起的摧枯拉朽的“骤风”、《惊雷》中不知何时在人们头上炸响的“血红的”霹雳都预示着迥异于乡土世界时节有序、作息有规的另一种生存状态——城市中的“骤风”与“惊雷”仿若都市空间的混乱秩序，总带给生活于其间的个体以不期而至的毁灭乃至倏忽而至的死亡。而读者会恍然惊觉这股惶惶然的惊悸不安并非是源自外部，而恰恰肇生于现代都市人内在世界的惶然与不安。

主体与历史之间的断裂所造成的时间性的丧失使文学书写中的空间意识空前强烈，空间成为个体确证其所属及存在的依据与根源。在甫跃辉的都市文学书写中，空间似乎也被赋予了意象的特质，以特定空间象征都市人的生存环境成为甫跃辉都市意象构建的妙门。不难发现，甫跃辉似乎惯于将人物置于逼仄狭小的空间——出租房、铁笼、桥洞等，但这些空间不是以实在的形式存在于甫跃辉的城市书写中，而是汹涌的复杂欲流的情感空间。频繁出现的“出租房”是“顾零洲”们寄寓肉身的空间，揭示了“乡土/边地”的青年们在都市中“在而不属于”的“寄居蟹”式的尴尬生存形式；而《动物园》中出现的空间意象“动物园”在本初意义上便携有城市的文化标签，人类对动物园中的飞禽走兽的驯化隐喻着现代都市文明对原始乡村的征服；《惊雷》中的陌生人们独自忍受着源自现实的种种创痛，他们暂时避雨歇居的“桥洞”隐喻着普通人从日常生活种种繁杂琐碎中获得喘息的“脱身一刻”。空间意象的建构显示了甫跃辉都市书写的现代性，也标志着当下现代都市的空间经验从稳定静止向多元流动特征的移易。

奇崛的物象与空间意象为甫跃辉的文学书写突破了当下纷繁的都市写作千篇一律的同质化经验而获得了辨识度，独特的文学表意系统承载了甫跃辉基于个人经历和观照社会而生发的独特感验，或许只是撷取了丰富庞杂的现实中千张面孔中的一面，却在虚与实的交错间显现出作家对当下深刻乃至深邃的反思。在 “动物园”“骤风”与“惊雷”等现代都市意象的崛起之间，“80后”作家开始建立属于自己一代人的言说方式来表述经验，阐释现实乃至历史，逐渐向世界的复杂与艰深靠拢。

3 内在隐痛的深邃透视与自审

甫跃辉的文学书写似乎总流动着奇异的色泽，在“新感觉派”式的笔法、独特表意系统的织构之外，对内在世界的关切使甫跃辉对资本交易原则阴翳下人内心深处的异于“常态”的“病态”进行了观照。如果说《动物园》《丢失者》《晚宴》等都市书写的篇目中，甫跃辉藉由以“顾零洲”为共有命名的主人公透视的是由乡进城的“异乡人”处于“无处是归乡”的尴尬生存处境与无力建构主体性的悲哀，那么《静夜思》《惊雷》《老街》中以面目模糊的“我”“他”为主人公命名的文本则以更高的视点森罗了现代都市中生存的人的群体性精神疲弱。

甫跃辉的文学书写深入日常的肌理，在现实的滞重与想象的飞扬之间，作家以扎实的写实功力与出人意料的事件编织搭建起通往人心灵深处的通幽曲径。在甫跃辉对都市人内在世界的透视中，“自我异化”始终是独特的元素，或可称之为人性书写的底色。陈思和首先注意到“异化”在甫跃辉文学书写中的独特地位：“在甫跃辉的小说创作里，自我异化的元素一直在牵制着他的艺术感觉……既是致命的又很独特。”[2]甫跃辉敏锐地觉察到了空间的置换对主体内在世界的笼罩及变形，格雷戈尔·萨姆沙“异化”为巨大的甲虫，而顾零洲“异化”的结果只能是其想象中的造物——这种“自我异化”世界神秘而艰深，交杂着个人经验与情感的乱流。而由“异化”带来的孤独则更使人摒除了社会性与动物性，从而还原了“人”的本真，触及了现实的满目疮痍。《动物园》中甫跃辉洞穿了道德化乡土对“游子”精神疮疤的疗愈功能的想象性与虚无性，“顾零洲们”梦魂萦绕的“原乡”并非他们漂泊无定的孤魂的沉淀之所——正如顾零洲自言“动物园也并非他寄寓理想的地方”[3]。城市的冰冷拒斥滋长了“异乡人”对故土的怀恋，然而当他们反身携带着现代性的目光凝睇乡土，却不得不觉察乡野的穷僻与滞重——他们正是处于无历史、无目的的“悬浮”状态中体认着“路之尽头”的悲哀，在他们或麻木或癫狂的表情下，应有深重的悲泣与号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