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化交流鸿沟浅析及思考读彼得斯交流的无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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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政治和伦理冲突：跨文化交流的困境 文化载体的意义不仅来自可复制的东西——原来的模式、符号的含义或言论的力度，而且还来自于一整套关系，历

(四)政治和伦理冲突：跨文化交流的困境

文化载体的意义不仅来自可复制的东西——原来的模式、符号的含义或言论的力度，而且还来自于一整套关系，历史、时间和地点的关系。在西方拍摄的以中国传统文化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如《功夫熊猫》《花木兰》等都可以看出迪士尼塑造的主人公形象都是“穿着中国外衣的西方人”，花木兰黝黑皮肤、桃花眼的外在形象并不符合中国观众内心对“东方美”的认知，故事内核所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也被改写为个人崇拜主义和利己主义。从对东方面孔的刻板印象到文化语境的误读再到塑造美国价值观的载体，无不体现中西方在文化认知、解码体系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这是国人认知和他国想象之间存在错位的跨文化传播困境，也是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的表现。同时，政治文化冲突也是跨文化交流不可避免的困境。交流与社会秩序密切相关，也就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本质问题，在民族与国家层面，虽然全球数字化革命的浪潮推动了“地球村”的形成，但在试图通过交流达到文化同一性的过程中，文化、政治与伦理的冲突困境一直存在，如文化帝国主义、种族歧视、西方中心主义、战争、动乱等，今后各国关于信息主权与安全、民族文化独特性等问题的斗争将愈演愈烈。

三、无奈与超越：从“心连心”到“手拉手”

彼得斯说“交流”是盘根错节的思想文化问题，它把时代的种种自我冲突编进了自己的代码之中。弄清交流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答案，以便解决我与他、私密与公众、内心思想与外在词语的分裂所引起的痛苦。那么既然交流只是走出自我围城的一次次徒劳突围，“灵魂”对话也不可能出现，交流便无需执着于固守，而应走向寻求弥合与理解之路径，即跨越交流的无奈，放弃“心连心”的幻想，营造“手拉手”的和谐。

(一)改变交流转向，培养“共情”心态

在通常情况下，传递信息者是在认知框架内通过信息编码尽可能地把意义表达清晰，而接受的一方则遵循自己的固有认知来解码，个体认知差异越大，传递的信息意义差异也越大。为了建立相对公正和谐的社会交流环境，改变交流转向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即改变以自我为中心的基本路径，视对方为中心，扭转自我意志为主体的思维惯性，以坦然接受交流边界、承认他人的特性为前提，相互尊重双方主体性，不固守自身思想的传递，寻求一种能让对方理解的说话方式，让交流建立在“共情”之上。

(二)媒介非罪恶本源

如果坚守“灵魂交流”的对话立场而哀叹壁垒之高，抱怨媒介“非人化”，且把交流失败的心理焦虑完全归因于媒介，这着实让媒介背了“黑锅”。媒介并非罪恶本源，媒介仅仅是作为解释意识载体而存在，人与社会的内心冲突问题是社会系统诸多子系统以及子系统内部矛盾的综合折射，媒介可以反映社会，但是作为社会子部分的媒介并不能决定社会，因而媒介不应成为社会情绪的替罪羊。从社会发展上来看，媒介形态的演变既是人类追求交流梦想的外在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媒介还是社会发展的“助力器”，正如麦克卢汉所说：“正是传播媒介在形式上的特性——它在多种多样的物质条件下一再重现——而不是特定的讯息内容，构成了传播媒介的历史行为功效。”

(三)通过交流“认识你自己”

追求完美交流的尝试终究是徒劳的“宿命”，但这并不值得惋惜，因为交流失败是对自我狂妄的有力制衡，失败促使我们相互认知，自我审视，促使我们真诚相待以更好地认识自我。根据库利在1902年出版的《人的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中的观点，人类对自我的认知主要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获得，他人的评价和态度是反映自我的“镜子”，个人通过与他人交流的反馈来完成自己的心理行为，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把握自己，形成“镜中我”。

四、结 语

本文在彼得斯观点的基础上探讨了在网络化环境下四个维度的交流鸿沟现象，并从认知和心理层面分析应对交流失败“宿命”的态度。既然不可能做到理想的交流，我们的问题就不应该是：“我们能交流吗？”而是“我们能够相互爱护，能够公正而宽厚地彼此相待吗？[1]”这是彼得斯对全书观点的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车轮滚滚前进，但生而为人，应有博爱之心，多一些敞开心扉的接受，少一些征服他人的意志，用有限的注意去倾听，去理解，相信交流的无奈最终会转化为连接的力量。

文章来源：《青年与社会》 网址: http://www.qnyshzz.cn/qikandaodu/2021/0709/22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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